作者：王颖冲(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中书外译的历史就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它随着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互通、互鉴、互利应运而生。大规模的“中译外”活动可追溯到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迄今已400多年。几个世纪来，通过翻译走向世界的中国文献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科技、医药、艺术等多个领域，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文明、文化、思想和理念。

  历史上知名的“中译外”译者既有以外语为母语的，如外来传教士、驻华外交官、国外汉学家等，也有以汉语为母语的，如国内翻译家、华裔学者、中国政府和出版机构人士。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对外交流与传播的需求上升，国内外语教育水平提高，留学和归国政策也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内译者参与到“中译外”的事业中。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熊猫丛书”、九十年代中期启动的“大中华文库”，到最近十几年来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书香丝路出版工程”等，各类重要的“中译外”项目里都活跃着中国译者的身影。

  但是，熟悉翻译实践的人都知道，这一现象似乎有悖于“译入母语”的行业惯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内罗毕建议书》（1976）曾提出，译员应尽量译入母语或者与母语相当的语言。因此，大部分国外学者都赞成由外国人来从事“中译外”。他们认为，由于语言能力和思维方式等因素，中国译者的译文虽然没有错误，但显得拘谨生硬。外语和翻译专业的师生也深切体会到，“中译外”的难度远远超过“外译中”。后者借助词典和网络能基本胜任，而前者就算翻译出了意思也总觉得“差点意思”。目前在国外影响力较大的译本多出自外国译者之手，或至少经过外国专家修订。那么，我们在“借船出海”的同时还要不要亲自“造船”呢？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中文图书的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流通尚有阻力。虽然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中国的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从2000年的11.51比1，缩小到了2019年的1.15比1。但若仅对比中文和英文的版权贸易情况，逆差依然明显。例如，美国每年只有3%的出版物是翻译著作，其中文学翻译类只占0.7%左右，译自中文的就更少了。这与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内涵不匹配，“中译外”仍需要国内的推动力。

  其次，“中译外”不仅是知彼，也是知己。狭义的翻译是“语际翻译”，即把一国文字转换为另一国文字。但其实翻译首先涉及“语内翻译”，尤其是面对古典文献、技术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等，如何将原文转化成晓畅的汉语是第一步。即使中国译者要理解到位也必须有过硬的背景知识与文化积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外汉学家数量更加有限，单纯依靠他们“译入”母语无法满足对外传播的预期。就算是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其许多译著也并非独立翻译，而是与夫人林丽君这样的中文母语者合作，不断讨论、查证、修订方能成稿。翻译《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也是又一组例证。中外双方发挥各自的母语优势，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

  再次，“中译外”不仅是与世界对话，也是建构中国文化形象。译法无定论，同一部作品可能有多个译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来诠释原作，以适应特定的语境和读者。一些国外译者在翻译时会有意无意地截取或改编，其构建的中国形象不够全面准确。例如，理雅各翻译的《诗经》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西游记》分别从基督教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哲学和文学，是从“自我”视野出发对“他者”的投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译者积极参与中文文献的翻译工作，便可以平衡一些“为易解而曲解”“为悦读而误读”的声音。

  相比20世纪时，有能力、有意愿翻译中文作品的外国译者多了起来，国外出版社引进中国图书版权的意愿也有所上升，中书外译“借船出海”的模式逐步成熟。即便如此，为了建构和完善对外话语体系，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人才亲自参与“造船”仍有必要。在此过程中亦可以与国外译者和编辑交流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纵观400多年来中书外译的历史，其总体趋势是从国外译者主导，到国内译者积极发声；从零星偶发的独立翻译，到有组织的合作化翻译。这一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中外交流不断深化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