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佳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意画 戴敦邦作
不同于南朝宫体诗歌的靡靡之音，唐诗从诞生的那一刻便充满了雄浑的阳刚之气，这在唐代大量涌现的边塞诗中体现尤甚。从军边塞，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是很多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写下“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的岑参，便是其中的一位，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边塞诗的绝唱，也为大唐盛世留下珍贵的速写。
一
在岑参35岁之前，安西、北庭对他来说只是两个遥远荒凉的极边之地。他的眼里只有长安和洛阳。这两座伟大帝都才是他的理想国，只有在那里他才有机会恢复祖先的荣耀。
岑参的远祖是东汉开国名将岑彭，追随光武帝刘秀荡平天下，官拜征南大将军，爵封舞阴侯，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当然，这只是缥缈不可寻的遥远祖先。真正让岑氏家族兴旺起来的，是他的曾祖父岑文本。
岑文本入唐之后，屡上谏言，深受唐太宗信任，称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安排他参赞军机、掌管机要，累迁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之职，最后随驾征讨高句丽，累死途中，陪葬昭陵。《旧唐书》对岑文本的评价是八个字，“文倾江海，忠贯雪霜”。
随后，他的侄子岑长倩将岑氏家族的权势推向巅峰。岑长倩由岑文本抚养成人，踏入仕途后，逐渐升迁为兵部侍郎，在征讨反对武则天的李唐诸王的战争中立功。天授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岑长倩担任右相，进封邓国公，次年，又被授予辅国大将军的称号。在武周朝廷的排序上，仅次于武则天的侄子、左相、魏王武承嗣。后因反对册立武承嗣为太子而得罪了武则天，在酷吏来俊臣的亲自操刀下，岑长倩成了谋反作乱的乱臣贼子，被当众斩首，他的五个儿子也一并被罗织诛杀，就连岑家祖坟也被挖掘。
岑氏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等到20年之后，李旦即位，或许是感念岑长倩的恩德，将长倩的侄子陕州刺史岑羲召回，再度出任宰相，成就了岑家“一门三相”的荣耀。可惜，这只是回光返照。不久之后，岑羲就重蹈叔父的覆辙，被卷入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政治斗争，被李隆基的士兵斩首于皇宫之中。
岑家随即被再度抄家，许多族人被流放。
岑参写了一篇《感旧赋》，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当是时也，逼侧崩波，苍黄反覆。去乡离土，隳宗破族。云雨流离，江山放逐。愁见苍梧之云，泣尽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俗。”
这一年是713年，大唐开元元年，帝国的伟大盛世拉开了帷幕。岑氏家族的荣耀，却已然谢幕。
二
5年之后，岑参出生了。
他出生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仙州，位于今天的河南叶县，根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叶县在开元三年改名仙州，原因在于东汉一个名叫王桥的人在这里做县令，后得道成仙，经常驾着两只野雁飞往洛阳朝见天子。唐朝皇帝自称是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普遍对道教格外尊崇，因此取了“仙州”这样充满道教色彩的名字。当时岑参的父亲岑植正在仙州做官，算是岑氏家族的劫后余生，然而没过几年，岑植便亡故了，岑参及两个兄弟与母亲相依为命，漂泊了很多地方。
开元十七年（729年）的夏天，岑参跟着母亲辗转到达嵩山，在山的南麓，找到祖先遗留下的一处草堂，过上了隐居读书的生活。
唐代的隐士与前代有所不同。其一，隐居之地不同，前代隐士往往隐于山野乡村，比如诸葛亮躬耕隆中，陶渊明栖身柴桑，多非名山大川，南北朝时隐逸之士往往居于庐山，也是远离朝廷之地，而唐朝隐士多居于终南山、嵩山，原因很简单，终南山靠近西京长安，嵩山毗邻东都洛阳；其二，前代隐士往往不接世事，泛舟江湖，唐代隐士却常常出入于权贵之门，上至帝后公主，下至刺史县令，多是倾心接纳，甚至参与机要之事，等到岑参隐居嵩山的时代，嵩山已经超越终南山，成为唐代隐士趋之若鹜之地，这主要是因为高宗、武后两位“圣人”更喜欢洛阳的缘故，他们常常住在洛阳宫中，一住便是大半年。达官贵人纷纷从长安来到洛阳，在嵩山建造了大量的别墅，在此避暑，宴饮，狩猎，游玩，嵩山的隐士们也得此地利，出入权贵之门更为便利，踏上终南捷径也更为方便。“终南捷径”这个词也是唐朝隐士发明的。
大诗人王维也在嵩山隐居过，写下了大量诗篇，如《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岑参选择在嵩山安家，究竟是生活所迫，还是也想踏上终南捷径，抑或真的试图修道，已不可考。从他这一阶段留下的诗作来看，他表达的更多是修道的想法。他甚至还发誓自己要坚定道心，“况本无宦情，誓将依道风”（《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不过，这时的少年岑参，已经初现豪迈之气，比如“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巩北秋兴寄崔明允》）
古诗是含蓄的，人类的心境和情绪是复杂的。或许，岑参的心中既有孤独寂寥又有清高自赏，还有自命不凡的期许。在山中岁月里，他发奋读书练习写文章，与山里面的士人、僧侣结交，诗中也偶然吐露心绪。比如在一首长诗的末尾，他写下：“尚平今何在，此意谁与论？伫立云去尽，苍苍月开园。”（《缑山西峰草堂作》）一个少年能够感受到这种极致孤独，进而体悟到人类与自然的交融与迷离，是难能可贵的。
三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岑参二十岁，终于走出嵩山，奔着不远处的洛阳城走去，只为“献书阙下”。
献书阙下，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的文章著作献给皇帝，这是唐代士人常有的行径。如果隐居是博取声名的“文火”，需要长达数年的积累，那么献书则是冒险一击的“武火”，需要孤注一掷的果敢。
开风气之先者，竟是则天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的春天，武则天下令“铸铜为匦”，匦就是箱子，从此开启了唐朝的投匦制度。四个大铜箱立于帝都，分别被命名为“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其中那个名叫“延恩”的铜箱，专门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资治通鉴》）。对于投匦之人，没有身份限制，即使是布衣，也可径赴长安，写书投之，也被称为“献书阙下”。
这就是大唐，从来不讳言求官。对于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是孔夫子留下的光荣传统。人类的所有才华都是不应该被淹没的。做官是士人合理的欲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究是要靠做官，才能不负平生所学。
中唐时期，韩愈曾劝说一位穷困潦倒的朋友献书阙下：“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赠唐衢》）他把朋友比作老虎和牛，这两种动物都是善于搏斗的。
“献书阙下”就是一场搏斗。
岑参为什么选择了出山搏斗？
他似乎没有在诗作和文章中坦白自己的心迹，只是在《感旧赋》中开头追忆道：“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尝自谓曰：云霄坐致，青紫俯拾。”
开篇四个字“参，相门子”，或许就是他为何选择出山搏斗的答案吧。“一门三相”的家族荣耀历史，让他背负了天然的心理压力。他从5岁便开始读书，读了整整15年，在辗转漂泊的旅途中，在寂寥幽深的高山中，忍受了常人难以忍耐的孤独。岑参从钟鸣鼎食的宰相之家，坠入罪臣亲属之家，是从山峰之巅坠落到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讲，幼年和少年的岑参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他的身上背负着复兴家族的艰巨使命。
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早在南北朝《颜氏家训》里便已被要求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为人生目的。岑参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年人，隐居在深山老林里，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他的骨子里还是想要挣脱这个牢笼。
搏斗，除了自身的条件之外，还需要把握时机，争取一击而中。
岑参选择的时机，正是自己已到大唐的“二十成丁之年”，而这一年的史书记载，“春，正月，己巳，上发西京；己丑，至东都”。唐玄宗恰好在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东都洛阳——这也是玄宗最后一次来到洛阳，两年之后才启程回到长安。
岑参对自己的“献书阙下”充满期待，“云霄坐致，青紫俯拾”，青紫为公卿绶带的颜色，向皇帝呈上自己的著作，立马就会被拜为公卿。当年他的曾祖父岑文本就是向太宗皇帝呈上自己的著作受到重用的，自己肯定也能够重现历史。
可惜，现实狠狠打了岑参一记耳光，他的献书，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从20岁到30岁，岑参经历了“十载干明王”的奔走岁月，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可以说是，献书没有用，考试考不上，干谒没人理，穷困又潦倒。
唯一让岑参感到充实的是，在从20岁到30岁的岁月里，他游览了不少大好河山，北游河朔，东行大梁，结交豪杰，狂歌痛饮，交结了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王昌龄。
王昌龄是唐代诗人中的“七绝圣手”，所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载以来传布于儿童之口。王昌龄也被闻一多先生称为盛唐诗坛“个性最为显著”的两个作家之一，曾经西出玉门万里之遥，也曾贬谪岭南山海之远；曾在京城做过清要之官，也曾在地方做过州佐之吏，特别是叱咤文坛，与李白、孟浩然等大诗人都是莫逆之交，可谓是阅历丰富、见闻广博。他比岑参年长20岁，却与之成为忘年之交。
岑参日后的出塞，或许就是在与王昌龄的交往中埋下了种子。王昌龄身上的军旅气质和诗中的大漠风光，让其动容，让其从身边蝇营狗苟的环境中超脱出来，带给他一片别样的星空。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要离开长安，赴任江宁丞，临行之际，写诗给岑参留别，其中写道“为君啸一曲，且莫弹箜篌。徒见枯者艳，谁言直如钩。岑家双琼树，腾光难为俦。”（《留别岑参兄弟》）在诗中，他为岑参的怀才不遇鸣不平。岑参也写了一首长诗为其壮行，开头几句就颇有汉魏气度，“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送王大昌龄赴江宁》）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写这样的句子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由此也足见其与王昌龄的情谊深厚。
湖北荆州岑参纪念馆内岑参雕像 资料图片
宋版岑参诗集
四
天宝三载（744年），大唐帝国东北部的一个军官得到了范阳节度使的职位。他的名字叫安禄山。
同样在这一年，岑参终于考中进士，被授予了人生中第一个官职——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右内率府负责东宫仪仗和警卫，兵曹参军主要做的就是写材料、管档案的工作，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
岑参读书15年，奔波10年，在而立之年得到了这个官职，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自己终于“摆脱”了布衣之身，有了一个“岑参军”的官位；另一方面，这显然不是他喜欢的岗位。他写了一首《初授官题高冠草堂》，其中并无“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喜之情，反而感叹“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
5年之后，岑参辞职了。这一年，他已经31岁了，却毅然辞去了得之不易的朝廷命官的职位，踏上了远去的征途。
去哪里呢？一路向西，去安西。安西都护府，是大唐管辖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
最初，他之所以要不远万里前往安西，是不甘于老死于案牍，要投笔从戎，博取功名。
这一点，从他在奔赴安西的路途上匆匆写下的诗作，便可看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这既是岑参的个人选择，也是盛唐的时代精神。
不同于南朝宫体诗歌的靡靡之音，唐诗从诞生的那一刻便充满了雄浑的阳刚之气。早在初唐，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就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魏征主动请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蕃”；张说送友远行，“知君万里侯，立功在异域”；张九龄甚至还写诗勉励去安西的朋友以封侯为志向，“封侯自有处，征马去啴啴”。
在沙场建功立业，博取封侯，是很多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即使一向被视为文弱书生的杜甫，也认同“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的观点。这也是唐代连接汉代的一个精神链条。汉唐，之所以能够并称，绝不是偶然。大唐直追两汉，诗人们纷纷以从军塞外为幸，以博取功名为志，豪爽坦白！
岑参放弃了长安安稳的生活，历尽艰辛，从军塞外。这一路的艰辛，也保留在他的诗作里了。比如在大沙漠里面对狂风奔走十天，“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他一天到晚都在面对沙漠，“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日没贺延碛作》）。以至于在大风中，他满眼流泪，“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银山碛西馆》）。只有在沙漠里真正行走过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眼睛不断流泪的痛苦。
其实，岑参的那首著名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双袖龙钟泪不干”，未必是思念家乡而流淌，而是终日面对风沙造成的。
岑参从长安出发，一路途径经凤翔、陇州、秦州、渭州、临州、金城、凉州、甘州、肃州、瓜州、伊州、西州、焉耆，最终抵达安西都护府治所所在地龟兹。到达安西之后，他出任安西节度判官，也是大将高仙芝的幕府掌书记。这是岑参一生遇到的大唐两位名将中的第一位。
比起岑参的不得志，高仙芝的前半生是“开挂”的人生。他是高句丽人，但却从小追随父亲生活在安西，由于父亲有军功，他也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官衔，进入军队。很快，因为相貌俊美、善于骑射，20岁就当上了真正的将军，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路青云直上，成为安西都护府的“二把手”——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立下了俘虏小勃律王的奇功。
岑参却没有专门为高仙芝写过诗。流传下来的岑诗里，只有一首《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算是写给同事兼呈上司高仙芝的。这首长诗里虽然盛赞了高仙芝及其安西军队的军容，随后却笔锋一转，写下：“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