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工地还原唐诗创作现场：
“黑石号”与长沙窑保存的唐诗
演讲人：朱玉麒 演讲地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演讲时间：二○二三年十月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等，研究方向为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整理、中外关系史、清史与清代新疆等。著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等。
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即使考古发现的遗存品只是古代社会的某一个碎片，也可能较之文字传递的历史更为具象。我以为，现代考古学建立以来所发掘的文物、文献，应该引起我们文学及历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关注。不同的学科交叉应成为文史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考古学，很早就在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一展身手：挖掘丝路沿线的墓葬、城址、烽火台，其工作为学者缀合丝路文明的时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因为受到考古技术的局限，晚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内容是沉船打捞，这是水下考古的工作。19世纪30年代，医疗技术领域的氧气面罩发明，促进了潜水面罩的问世。二战期间，法国海军军官杰克·艾佛·古斯塔发明了“水肺”（自携式水下呼吸装置），潜水员从此可以凭借“水肺”深入到50米~60米水深的水域中活动，配合其他设备，人类还可以下潜到更深的水域。有了下潜技术的保障，20世纪60年代水下考古在海外开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水下考古行列。
1998年，德国商人提尔曼·华特方（Tilman Walterfang）获得印度尼西亚政府授权，带领“海底探险”（Seabed Explorations）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开始打捞一艘沉船，他们以当地人所称的黑礁石命名这艘沉船为“Batu Hitam”，中文译作“黑石号”。船只沉没在水下17米深处。“黑石号”于1998年9月开始打捞，第二年6月完成，2000年，开始对打捞文物进行整理。
经过整理研究，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该船的船板之间采用椰壳纤维编织的绳索进行缝制，接缝处灌以植物胶及石灰填料。这种缝合帆船技术，至今在阿拉伯地区仍有保留。推测认为，这艘阿拉伯商船当时从中国东南海港出发，经由东南亚前往西亚或北非，它沿着大陆边缘进入南海航行，在季风引导下行船至苏门答腊西南方格拉萨海峡时，不幸在印尼当地海域触礁沉没，沉船地点距离勿里洞岛不到两海里。
“黑石号”上的货物，仅陶瓷品就有67000多件，其中98%为中国制造，具体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以及少量的金银器和铜镜等。其中一只长沙窑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826年）是唐敬宗年号。结合其他器物考证，“黑石号”沉船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由此“黑石号”成为“中国唐朝与西南亚之间海上贸易的第一个考古学证据”。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长沙窑瓷器展”上展出的文物。新华社发
“黑石号”与长沙窑
“黑石号”上的文物，除部分刻有“宝历二年”铭文之外，还有一个瓷碗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铭文，这直接把长沙窑所在地之一的石渚推送到了我们面前。
唐代诗人李群玉曾有一首题为《石渚》的五律，提及了当地的陶瓷业：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
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这首诗反映唐代手工业特别是陶瓷业的发展情况，是和李白《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等量齐观的珍贵史料。从现在角度来看，李群玉这首诗还有生态环境的考虑，其中诗句罕见地批评了唐代陶瓷业给当地造成的生态破坏。
从“黑石号”的巨量装载来看，当时的长沙窑不仅需要满足周边地区的日用需求，还拥有海量的海外订单，而且这类订单属于“来样加工”，出口瓷器中不乏骆驼大象、胡人戏狮的图案，以及阿拉伯世界特色字样。通过长沙窑在东南亚和西亚、东非出土地的示意图来看，深处中国腹地的长沙，在唐代就已经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网。
1956年，考古工作者和瓷器专家发现了长沙窑遗址，并进行了十多次调查、挖掘，目前已知铜官窑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从铜官镇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先后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1988年，长沙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窑的最大特点是“釉下多彩”，或者说是“一器多彩”，即在同一个瓷器的釉下绘制多种颜色，长沙窑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彩瓷的发源地。其中，长沙窑首创的铜红釉色尤为著名。从“黑石号”的相关瓷器来看，当时的这种釉下彩技术已经可以娴熟地为订货商烧制具有西亚以及阿拉伯文化特色的精美图案了。
“黑石号”上写有唐诗的瓷器。资料图片
“黑石号”上写有唐诗的瓷器。资料图片
“黑石号”上写有唐诗的瓷器。资料图片
“黑石号”上写有唐诗的瓷器。资料图片
瓷器上的唐诗
“黑石号”文物还让我们看到了长沙窑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工匠在器物上的文字书写。这不仅是指以上所说的“有明（名）樊家记”这样的广告用语、“宝历二年”的时间标识和“茶盏子”之类的功能描述，还包括诗歌。
在“黑石号”中，目前看到有四件瓷器上写有诗句：
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
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停。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开。
寒随今夜走，春至主人来。
日日思前路，朝□别主人。
行□□□□，处处鸟啼新。
春雨春池□，春时春草生。
□□□春酒，[
上面的作品都出现在瓷碗上，是能够读得出完整意思且符合唐代格律规范的五言绝句。
第一首描述的是一个女子思念远征的丈夫：北雁南飞，天气转冷，湘江外的心上人，不知何时才能到达遥远的边关。“早晚”就是何时，是中古汉语的常用词语，“边停”应该是“边庭”或者“边亭”的误写。诗歌反映了唐代男子因从军而与家人离别的常态。
第二首是除夕咏怀，记述的是庆贺旧年将尽、新年即至、寒去春来的欣快情怀。
最后两首虽然是残缺状态，所幸的是之前在铜官窑遗址的挖掘中，也出土了很多写有诗歌的瓷器，在这些瓷器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后两首诗歌的完整版本：
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
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
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
第三首作品写的是一个行役在外的男子每日在异地与陌生的人和景相遇的状况。第四首作品则用8个“春”字表达对春天到来的欢呼。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首的“上”字、第四首的“水”字，与“黑石号”上残存的字似乎有所不同，可以推断，工匠当年书写诗歌的时候主要是凭借记诵信手书写的。
对于长沙窑瓷器上的唐诗作品，当我们从“黑石号”文物回到它的生产地之一铜官镇考古工地时，就会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仅仅在当地1983年出土的7000余件瓷器中，有文字的就有248件。经过研究人员的整理和统计，剔除重复，目前能够知道的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歌有103首，题记98则（见李辉柄主编《长沙窑·综述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讲座所引长沙窑诗歌均本此书）。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歌作品大多不为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所收录。从这些作品的浅显明了、文字时常更替、书法稚拙且常常出现别字等情况来分析，它们很可能是民间工匠对记诵在心的唐诗作品的即兴书写，体现的是唐代社会底层对诗歌的热情，这也是唐代诗歌社会基础的活生生的表现。
就内容而言，长沙窑唐诗大部分写的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日常感受。
比如励志劝学的作品：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
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
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