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4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南昌市青云谱区,一个来之前要读点书、来之后更要读点书的地方。

相较于背后沉甸甸的故事,“青云谱”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还不够响亮。

它只是南昌地图上一个寻常的区划,像枚安静的印章,盖在中心城区的东南部。然而,当你走近它、阅读它,你会发现,它的印文里,收纳了新中国航空的凌云壮志、八大山人的孤高冷眼、汪大渊的海图、许渊冲的译笔、梅汝璈的法槌……层层叠叠,构成丰饶又沉默的文化矿脉。

这矿脉需要开采、挖掘,被赋予当代色彩,否则,便只是档案里泛黄的纸页,展厅中静默的展品,地名背后模糊的传说。

于是,一群青云谱人担起同一项使命:以阅读叩开尘封的辉煌,让沉睡的文脉在新时代继续拨动人们的心弦。

带本书来青云谱吧!或者,带上一个乐意阅读的自己。在这里,许多故事正等待被逐页翻开。

为墨痕作注

2026年,是八大山人诞辰四百周年。

八大山人,即朱耷,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权的九世孙。19岁时明室覆灭,朱耷沦为遗民,为避祸遁入空门,后还俗隐居南昌,以书画寄情抒怀,用过“八大山人”“雪个”“个山”等不同名号。其作品自成风格,影响后世“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等诸多画家,成为中国画的一座高峰。齐白石曾慨言“恨不生前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甚至甘为“门下走狗”。

据传,朱耷晚年常流连于南昌城南一片水泽之畔的道院,“觅一个自在场头”,他的部分画作也与此地有关。

这便是梅湖之畔的青云谱道院,今天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所在地。

梅湖怡人的烟波与道院葳蕤的草木滋养过画家的灵魂,这方土地也因为朱耷的足迹,始终飘荡着墨香。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墨香是令人陌生的。

三十多年前,作家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过青云谱,提及一则笑谈:招研究生时,他出了这样一道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行走于青云谱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余秋雨感叹,许多参观者眼中,有“与这位考生一样的对朱耷的隔膜感”,而青云谱“是一个艰深的课堂,让很多困惑的参观者重新接受一门有关生命绝境的美学课程”。

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对这种“隔膜感”深有体会。2018年,他刚到馆就职时,这座纪念馆观众寥寥,年参观量23万人次,展览不多,公共文化教育活动“几乎是零”。

“八大山人好像孤傲地站在神坛上,大家摸不到、读不懂。他对文化和艺术的贡献是世界性的,但我们手里这张文化名片蒙了尘。”周晓健说。

他决心把朱耷请下神坛,让普通人也能亲近他的艺术生命。

2019年,“回望传承——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60周年故宫典藏特展”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

这场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大展对八大山人的艺术脉络做了系统梳理,展示了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的影响。纪念馆还编辑出版了与展览配套的论文特辑,收录历年研究八大山人的经典论文。

周晓健回忆,展览大受好评,三个月时间吸引了26万观众参观,超出此前一年到馆观众总量。

此后,他带领团队推出一场又一场展览,让八大山人的名字和他笔下“白眼向天”的鱼禽不断出现在人们面前。

“每做一个展览,我们就编一本书,主要是研究文集和图录,发给全馆职工阅读、使用。”周晓健说,“展览都是一时的,但书可以留下来,成为一种学术积累。”

种种努力无非是为了带领更多人“读懂”八大山人。

“在我们馆,讲解员也是研究员,也要不断读书。”纪念馆陈列展览部主任彭琮娉说。丰富的展览活动、线上线下的导览工作、日益专业的观众都催着他们必须不断提升,阅读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只有持续阅读,你才有新的内容、新的观点、新的动态与观众分享。”

彭琮娉介绍,馆里为讲解员制定了书单,囊括《中国美术史》《书法篆刻》《八大山人研究大系》等一系列书籍。虽然共用同一套基础讲解词,但每个讲解员都在阅读中不断融入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最终形成风格不同、各有侧重的讲解内容。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小小的身影上。每到假期,一群被称为“小松果”的孩子会活跃在纪念馆各个角落,用稚嫩的声音,向游客讲解朱耷的故事。他们是“小松果”讲解团的小志愿者,大多是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学生。

彭琮娉说,这群孩子上岗前同样需要背熟一份馆里提供的讲解词,但在完成一个季度的志愿服务后,他们会被鼓励着扩大阅读、加深理解,自拟讲解词。“大概一两年后,他们所讲的内容就都脱胎换骨了。”

不再依赖馆里的底稿,“小松果”们把自己读过的书、查过的资料一点点揉进讲解。有的孩子会从朱耷讲到朱元璋、朱权,有的孩子会提到齐白石、吴昌硕……

“这样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传承,同时,又是一种向外传播。”彭琮娉希望孩子们在讲述中了解自己的家乡有过怎样一位艺术巨匠,发自内心地生出自豪。

“小松果”这个名字取自八大山人笔下的松树,也源自纪念馆古庭院内那棵或许入过画的五百多岁的罗汉松。

老罗汉松至今生机勃勃,年年抽出新芽。孩子们或许还不能全然理解什么是“生命绝境的美学”,但同纪念馆中的工作人员一样,他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为四百年来的墨痕作注,让高冷的艺术不再艰深,遥远的古人不再陌生。

为长空立传

历史上,“洪都”是南昌的古称,但在青云谱,这两个字有更具体的指向。

在青云谱核心区域,一片以“洪都”为名的土地上,曾矗立着国营洪都机械厂(原320厂)。1954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由这里冲向云霄。毛泽东主席为此给全厂职工写下亲笔嘉勉信,指出“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此后,洪都人一路高歌猛进,相继制造出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并实现量产的初级教练机、“中国飞行员的摇篮”初教-6,第一架喷气式强击机强-5,第一枚海防导弹“上游一号”,中国航空出口“明星机型”基础教练机K-8,新一代达到世界先进水准的高级教练机L-15……在新中国工业史和航空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洪都人最可贵的精神是为了国家敢于担当。”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洪都集团”)原党委副书记熊敏说。

上世纪80年代,为梳理洪都人的奋斗历程,熊敏和宣传部的几个同事钻进厂里锁着保密档案的地下室,在乏人问津的故纸堆里翻了一个多月。

他们找到了毛主席那封嘉勉信的来龙去脉,找到了为新中国自行制造第一架飞机立下特等功的三位功臣名字:张阿舟、汪有财、刘庆福。一位技术员,两位工人。

“不挖掘,很多故事就永远封存在地下,没人记得了。”熊敏说。那次挖掘的成果,最后凝结成一本名为《洪都之光》的书,记录了那段中国航空史的滚烫岁月,也留住了那些鲜为人知的奋进足迹与沉默荣光。

退休后,熊敏成了洪都航空宣讲团的团长,经常到校园、社区、书房、企业讲述洪都的故事。“只要有人想听,我就愿意讲。我有这个义务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讲给更多人。”

从老一辈航空人的艰苦奋斗,到新时代的航空强国梦,在洪都的热土上,精神火种正在讲述与倾听、书写与阅读中代代相传。

这场精神接力也发生在熊敏的母校洪都小学。